国富论有感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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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读了这本书的速读之后，我了解了很多很多，就是重新认识了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性，和对国家宏观调控的必要。这本书十分微妙地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巧妙的融合在了一起。他并不是一个把自己关在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作者，而是经过大量的调查实践论证分析，所以，我们在少年阶段必须要珍惜时间，抓好机会，拓展自己的知识面，为自己学习专业做辅助。
1、分工合作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在开始就讲了分工，所以读了这本书之后，对劳动分工的印象比较深。劳工分工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劳动分工是劳动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其实我们在社会中感受非常深刻。针对分工的好处，我认为工作时间会缩短很多，工作效率也便提高了，还可以扩大影响力，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懂得分工合作，取别人的长处来补充自己，这样才能在以后竞争十分激烈的环境中立足。
2、劳动价值
我认为这本书比较受重视的还有劳动价值，在这里作者基本阐明了资本家和工人自己的劳动关系就是吸收工人身体里面的体力，当工人自己的创造的价值和他们的劳动所得持平或者低于自己所创造的价值的时候，资本家肯定会裁员，作者把这种劳动关系理解成衡量一切商品的尺度，这也最贴切不过了。
3、三个阶级
这一部分主要讲的是人一般分为三个阶级，工人阶级，地主阶级，资本家，他们构成了工业时代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就是劳动收入——工资，资本的收入——利润，地主的收入——地租，三个阶级是一个生产力统一的整体里面肯定是相互制约，相互斗争的。首先资本家雇佣工人都想减少劳动价格，加大劳动时间，提高劳动效率。但是工人希望标准的工作时间和丰厚的利润，资本家和地主之间地租的相互磋商，这看似是独立的整体无形中有了矛盾。
4、资本、劳动生产和再生产
资本家通过榨取工人的生产价值来积累自己的资本，加上劳动用的土地，工厂，机器等等，这个资本就叫固定资本，有类资本有野心的资本家还会“侵略”更多的资本，就这样循环往复，只有不断的生产，来吸收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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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富论》中提到的自由，我认为，作者亚当•斯密主要在论述“贸易自由”。
他先给出一个比喻：一个家庭生产皮革、一个家庭生产弓箭，生产弓箭的家庭通过打猎获得动物毛皮，然后将自己获得的动物毛皮，卖给生产皮革的家庭获取利润;生产皮革的家庭于是有原料制造皮革，再销往市场获取利润;然而，如果生产弓箭的家庭自己打猎、自己制造皮革，那么他就不会和生产皮革的进行贸易，但是他既打猎又造皮革，显然浪费了从贸易中获取利润的机会，而且使自己精力分散无法同时做好两件事，常常顾此失彼。这个比喻说明，贸易和交换的重要意义，节约生产成本，有利于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
见识到了贸易的重要意义，他进一步论述工业制造业之间的贸易，甲行业生产A原料，乙行业需要A原料才能生产B商品，B商品是丙国国民的生活必须品。这样一来，贸易的存在能够解决很多矛盾;而自由贸易的存在不仅使一商品可以在一国境内自由流通，满足一国国民需求，而且避免了一国因技术、资金等各方面原因不能生产该商品而带来的不便。斯密是这样说的：“但是，如果没有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彼此交换，每一个人就必须为自己筹划自己需要的每一种必需品和便利品。”
他以英国的《航海法》作为反面教材，认为贸易保护主义会带来另一贸易国的报复。虽然这样的保护主义在一段时间内，会起到保护本国商人利益的作用，但是贸易的另一重要目的在于国民的消费，即消费者的利益。损民肥商，这并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而且，在你向对方设置贸易壁垒的时候，人家也在对你进行报复，也会采取和你近似的手段。这样的状况不利于贸易自由，不利于商品的自由流通，当然也不利于资本的自由流通，实际上受损的是双方国民的利益。
但是，斯密提出“自由贸易”理论是有局限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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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是一本怎样的书呢？雅各布·维纳曾指出，“好的教科书的功绩在于对理论的综述、生动相详实的说明，以及把仅有学者才能明白的材料以简明易懂又系统化的方式进行重新表达。”按照这种定义，加文·肯尼迪认为：《国富论》不是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也不是现代经济学家心目中的那样经济学理论著作。
《国富论》的全称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它是以英国为案例的个案研究，体现的是亚当·斯密的世界观在更为宏大的历史上的应用，如：是什么原因使得英国经济在缓慢而稳定的增长中出现了持续改善的迹象；如果改变了对待同邻国和北美殖民地的国际贸易问题的政治立场，英国经济能够好到什么程度；与此相比较，是什么妨碍了它，使它不能做得更好，等等。
《国富论》有五编构成。在第一编和第二编中，亚当·斯密追踪了社会从人类最“粗野”的时代（狩猎时代，以北美的印第安人部落为代表），最终发展到“商业”时代（经过劳动分工获得发展，而劳动分工实际上是由人类“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商品交易”这一习性引发的）历史情形，这是亚当·斯密阐述政治经济学时的主要特特征。他解释了市场的基本活动，解释了货币的演化如何促进了已存在的交换方式（并在必须的时间地点促进了被市场程度所限制的劳动分工），解释了那些商业合作维持生计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也解释了他们分享共同劳动所得的不一样方法。
《国富论》的中间部分（第三编和第四编）篇幅较长。亚当·斯密批评了一些错误观念并将其概括为“重商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并说明了它如何扭曲、妨碍和阻挠了本来能够实现的增长，从而减缓了繁荣富裕的传播，让社会，尤其是社会中最贫困的人付出了实实在在的代价。
《国富论》的最终一个部分（第五编）探索了什么样的政府行为和政府干预（如国防、司法、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还有维护君主尊严等）适合于激发经济的增长，其中包括对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和宗教机构进行投资，以及设计何时的税收体系。
《国富论》总体上强调的是经济增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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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研究的对象是人与人交换时的经济行为，认为经济行为的出发点是利己心，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人性的自然现象。茅于轼先生曾举《镜花园》里君子国里的故事加以说明人的利己行为，小说第十一回里描写了君子国里一名隶卒买物的情况：隶卒﹒﹒﹒手中拿着货物道：“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低价，教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若再过谦，那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了。”卖货人答道：“既承照顾，敢不仰体!但适才妄讨大价，己觉厚颜，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更教小弟惭愧?况货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颇有虚头。俗云‘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今老兄不但不减，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好请到别家交易，小弟实难遵命。”只听隶卒又说道：“老兄以高货讨贱价，反说小弟克己，岂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总要彼此无欺，方为公道。试问哪个腹中无盘算，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谈了许久，卖货人执意不增。隶卒赌气，照数讨价，拿了一半货物。刚要举步，卖货人哪里肯依，只说“价多货少”拦住不放。路旁路过两老翁，作好作歹，从公评定，令隶卒照价拿了八折货物，这才交易而去。
茅于轼先生讲完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两点思考。第一，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都是各方偏袒自己利益引起的。因此，我们常常地错误认为，如果关心别人的利益胜过自己的利益，争论就不会发生。而君子国里发生的事情，恰恰说明了把关心别人利益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同样会有争论。我们同样得不到一个和谐的社会。
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在现实的商业交换中，买方和卖方通过讨价还价，最终会达成协议。而在君子国这个人人为他的社会里，讨价还价根本不可能存在。小说不得不借助两个过路老翁来调解矛盾。这里包含着一个极为重要的道理：以自利为目的谈判双方同意的均衡点，而以利他为目的的谈判则不存在能使双方同意的均衡点。所以利己是可以达到一个和谐的社会，而利他则是一个纠纷不断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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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顾名思义，就是要研究什么是财富和如何增加财富的，即如何“富国裕民”的。以后的经济学家把斯密的思想简单地概括为三点：第一，追求财富增加是每个人和社会的目标;第二，利己是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即人是经济人;第三，市场上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把个人利己的行为引导向有利于整个社会，即经济中的自由放任。这是现代人对斯密的理解，也是由古典经济学发展而来的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各种市场经济，其中一大部分是坏市场经济。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市场经济是掠夺式市场经济——靠对海外殖民地和国内劳动人民剥削和掠夺的市场经济;东南亚、拉美和东欧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一种权贵市场经济——少数人靠权力侵吞国有资产而致富，多数人堕落为赤贫者的市场经济;许多国家曾经或正在形成的贫富对立的市场经济——只注意效率而忽视公平，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污染性市场经济——以环境严重破坏和生态失衡为代价来发展经济的市场经济。当然还有各种半计划半市场的伪市场经济。这些都不是斯密心中的好市场经济。
现代经济活动追求的应该是斯密理想中的既有公平又有效率、在道德基础之上运用市场机制调节的好市场经济。但这条路不是笔直的，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偏差也不奇怪，关键是要及时纠正错误。例如，把GDP作为一切，用增长代替社会全面的发展。其结果是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社会矛盾加剧。这并不是说GDP不重要，只是说GDP不是惟一的。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强调的财富增加不等于幸福增长就是这个意思。
市场经济承认人利己的合理性，也要利用它来发展经济。这就体现在社会与企业激励机制的建立上。但做到这一点并不难，难的是还要人们建立起能克服自私的“道德情操”。我们目睹了金钱欲爆发之后的种.种罪恶，会感到斯密称《道德情操论》比《国富论》更基本的含义。市场经济应该是一个讲道德的经济。没有诚信、同情心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市场经济就会引发灾难。道德的建立要靠法律和制度，也要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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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被誉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经济学的百科全书，影响世界历史的十大著作之一，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经典译作，是经济学的必学篇目，也是会计领军班推荐的研修文献。这本书早买来摆在我书柜很久了，一直没完整仔细地读完。近日得空仔细捧读了此著作，自觉收益匪浅。
《国富论》全称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1768年开始着手著述《国富论》，用了近十年时间创作的经济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776年，该书的出版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全书共分五篇，总计32个章节。第一篇讨论的是劳动生产力改良的原因，以及产品在不同阶层之间自然分配的顺序。第二篇讨论的是资产的分类、性质、储蓄和使用。第三篇以罗马帝王衰落之后，欧洲农业发展所受的制约及其农村的衰落和商业城市兴起的实际，探讨了财富增长的不同路径。第四篇则在此基础上，从当时最受推崇的重商主义开始，论述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两种政治经济体系的后果。第五篇则讨论君主或国家的开支方向和收入来源。全书基本涵盖了古典经济学派所讨论的所有问题，并对各个问题进行了最基本的理论阐述，对后世经济学家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经济学的目标。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明确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标，即政治经济学到底是干什么的。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目标是“富国”和“裕民”。其中，“裕民”是第一位的，没有民众的富裕，“国富”就成了无源之水。而无论是富国还是裕民，皆有赖于国民财富的增加，即首先是把蛋糕做大。要想实现国民财富的增加，就必须解决如下互有联系的两个问题，即什么是国民财富以及如何才能增加国民财富。前者涉及的是国民财富的性质问题，后者涉及的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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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国富论》的时候，我的心中是一片茫然，看着那么多密密麻麻的字，总感觉读起来会使我变得晕头转向。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读了下来，也深有感触。亚当斯密是18世纪的经济学家，因此在看他的国富论时当然要从他的时代出发。无论他说的是对还是从谁的角度出发，对于今天的我看来，了解到当时的很多经济因素和状况，使我看待今天的经济时联想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历史。应当说亚当斯密是伟大的，他提出的劳动创造价值理论和社会分工，使我们直观的理解社会经济的发展史。就这一点我们不能用批判的眼光看亚当斯密。应当说每一个观点的提出都是建立在前人的知识之上，亚当斯密的观点也不例外。然而让我想到了今天的有些学者，不是为了提出观点而是为了整理观点而努力，一点点成果没有经过考证便自认为水平高就急不可待的发表。我佩服亚当斯密的精神。亚当斯密一生中为什么只有这一个成果，并不是亚当斯密写完这本书之后就没有精力了，而是他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肃，当亚当斯密处于弥留之际时让别人将除《国富伦》其外的其他手稿一概毁掉，为了不让半生不熟的观点公布于世。
整篇文章通读下来，使我不由得对作者独特的见解和高深的学问敬佩不已，正是因为有了许多像斯密这样的伟人，我们的社会才能不断的进步和发展，作为新世纪的主人，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传承和发扬下去呢?
《国富论》的中心思想是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个自行调整机制，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货品种类的数量。例如，如果某种需要的产品供应短缺，其价格自然上升，价格上升会使生产商获得较高的利润，由于利润高，其他生产商也想要生产这种产品。生产增加的结果会缓和原来的供应短缺，而且随着各个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供应增长会使商品的价格降到“自然价格”即其生产成本。谁都不是有目的地通过消除短缺来帮助社会，但是问题却解决了。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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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亚当·斯密所着的《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初版于1776年，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能力，能对他的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感的。他像后来的马克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架藏而写的，它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形成了我们今天住在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
斯密在《国富论》中要回答的最后问题是，(读书笔记)感情与“公平的旁观者”之间的内在斗争，在社会的长期演进中究竟是怎样在历史本身的大舞台上发生作用的。这个问题的答案见第五编，他列举了社会发展的四个主要组织阶段，除非由资源的匮乏、战争或政府的坏政策予以阻止，否则这些阶段是会连续进行的。这四个阶段是：猎人的最初“野蛮”阶段，原始农业的第二阶段，封建或庄园“耕作”的第三阶段，商业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阶段。每一阶段伴有与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例如，在猎人阶段中“没有任何财产……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确立的行政长官或正规的司法行政”。随着牛羊群的出现，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可怕的”军队，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垒。斯密思想的核心是：这种制度是保护特权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为之辩护。他说，“文官政府是为了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反对穷人而设立的，即为了保护有些财产的人反对根本没有财产的人而设立的。